南宋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成就不甚突出。无论是与北宋绚烂的『尚意』书风相比，还是与『复古』书风大兴的元朝相比，南宋书法都缺少鲜明的时代书风和标志性的领军人物，像陆游这样独出新意的书家凤毛麟角。

对苏、黄、米、蔡书风的竞相模仿成为贯穿南宋时期书法发展的主要风格。诸如以赵令畤、孙觌为代表的学苏派，以吴琚、米友仁、王升为代表的学米派等。其中尤以『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』[1]的吴琚最典型。从他身上，我们不仅可以归纳出这种模仿风气的思想特点，还可以探究这种思想背后深刻的时代原因。



吴琚将毕生才情致力于书法，这在南宋时期是非常少见的。南宋时局动荡，上到帝王下到士人都将国家中兴作为首要目标，书法自然很难受到足够重视。以书名传世的南宋书家如陆游、范成大、朱熹等，他们的文学理想和学术追求远在书法之上，而吴琚则显然不同。史书中多有记载：『吴琚……性寡嗜好，日临古帖以自娱，字类米南宫。以词翰被遇孝宗，非他戚属比。』[2]『日临古帖以自娱』不仅描绘出吴琚对书法用功之深，更描绘出吴琚悠然自得的习书状态。他将书法作为抒情畅志的途径，全力恢复北宋书法顶峰时期的面貌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元代文人书画复兴的萌芽。



对书法用功之勤使得吴琚对米芾有着超越常人的体悟。观察吴琚书法作品的字形、用笔，与米芾保持高度一致，有些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难怪清人安岐在看到吴琚所书《寿父帖》后，竟有『初视之以为米书，见款始知为云壑得意书』之感叹。[3]吴琚在用笔的转折处、钩挑处、以及提按幅度等方面无一不追摹米芾，行笔方式更要体现米氏倡导的『八面出锋』；在结体方面也力图错落跌宕，灵动活泼；章法布局方面虽然少了米芾大开大阖的对比冲突，但也充满生趣。在当时众多模仿米字的书家中，吴琚对米芾从技法到神态的领悟独占鳌头，某些方面甚至连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难以企及，这很好地说明了吴琚具备良好的艺术天性。加之『日临古帖』的专注度和寄托书法的情怀，吴琚似乎具备了成为一流书法家的基本素质。然而最终未能跳出米芾藩篱有所突破，这固然有其个人因素的存在，但整个南宋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。

首先，南宋社会动荡不定致使文化发展环境恶化。通观南宋一朝，无论是前期的宋高宗赵构，中期的爱国诗人陆游，还是晚期的抗元名将文天祥，都全力以赴推动社稷中兴。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达到这一诉求，显然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书法中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已经成为南宋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。宋高宗赵构身体力行地去研习书画，史书有其每天习书画的记载，也非常积极推动社会文化发展，延续和强化北宋的文治政策，但是这仍然难以挽回南宋文化的颓势。书法便是其整体文化衰落的一个表现。赵构倡导钟、王书风，并掀起了一股学书热潮。马宗霍在《书林藻鉴》中指出：『高宗初学黄字，天下翕然学黄字，后作米字，天下翕然学米字，最后作孙过庭字，而孙字又盛……盖一艺之微，苟倡之自上，其风靡有如此者。』皇帝的喜好完全可以影响整个朝代的审美趋向。同样酷爱《兰亭序》，同样倡导魏晋笔法，唐太宗和宋高宗却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书法时代。唐代不仅形成了楷书和草书两座巅峰，而且产生了诸如张旭、怀素、颜真卿、欧阳询、虞世南等一大批名垂书史的书家。相比之下，南宋无论在书体还是书家发展上都严重滞后，没有在法度与浪漫并存的唐代和尚意书风鼎盛的北宋之后，掀起另一股书学新潮流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如果社会政治经济不稳定，即使提出正确的文化发展政策，也不具备使其切实贯彻的物质基础，也不足以积淀深厚的书法文化圈子。缺少社会整体的高水平书法人才作为基石，自然也产生不了以此为依托的金字塔尖的一流书家。



其次，『靖康之变』中大量珍贵的历代经典法帖散失，这直接导致了南宋书家试图『取法乎上』的美好愿望成为泡影。我们知道书法是一种传承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，哪怕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仍然通过临摹去追寻与古代书法的契合度。现代印刷与传媒的高度发达，大量法帖图版使我们具备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便利条件，可以开阔视野，博采众家之长。而南宋法帖残缺不全，大量散失，上到内府下到私人都不遗余力地去收集整理遗失文物，这也直接产生了南宋书法史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——刻帖的兴盛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学书环境的差强人意。据史料记载，淳熙年间秘阁所藏法书墨迹为『一百二十六轴，一册。』[4]到了嘉定年间，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九轴，总计数量为二百一十五轴又一册。这已经不足北宋《宣和书谱》著录历代法书目的五分之一。若再除去宣和时期米芾的四十六幅作品，其总量就只剩宣和内府的七分之一，『而其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名家法书仅八十件，更只有《宣和书谱》所计的百分之六点八』。[5]因此，无论宋高宗赵构如何架构『学书必以钟、王为法，然后出入变化』的宏伟理想，吴琚如何努力地『日临锺、王以为课』，历代经典法帖特别是魏晋法帖的大量散失，终究使得南宋文人延续锺、王之法的理想成了镜花水月、空中楼阁。



吴琚 《伏自》帖

相较之下，吴琚在同代人中能独占鳌头，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能接触到常人根本无从见到的珍贵法帖。吴琚乃外戚之后，其父吴益乃是高宗吴皇后之侄，母氏为秦桧长孙女。凭此显赫身份吴琚经常可以『蒙赐皇室珍秘』，有史料记载吴琚曾得到米芾临王羲之《破羌帖》（又名《王略帖》），这也成为吴琚借以上溯魏晋的重要法帖。吴琚书法作品不若米芾那般锋芒毕露，而是多了些和缓平润之气，这与他十分崇拜钟、王笔法有关。叶绍翁在《四朝闻见录》卷二中记载：『日临锺、王帖以为课。非其所心交，足迹不至此。』有评论家将其和缓温厚归结为吴琚自身性格寡然，这固然是要素之一，若从取法对象的角度思考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吴琚对钟、王温婉含蓄、自然平和气息的汲取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接触历代法帖对南宋书家书风的影响。

吴琚身在南宋这样前贤法书散失严重的朝代，虽然能比常人多了接触魏晋隋唐法帖的机会，但其创作实践仍然摆脱不了整个时代模仿宋四家的束缚。赵构虽然也试图力挽狂澜，但无奈其振兴锺、王笔法的口号始终停留在思想层面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。由于历代大量法帖的散失，直接阻断了南宋大部分书家取法乎上之路——他们已无法梦到魏晋风流蕴藉、不激不厉的绝代风华，就近吸取学习北宋四家『尚意』书风的笔资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


最后，南宋大部分书家存在着思想理念与实际创作相脱离的现象——吴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吴琚虽然日临锺、王以为课，但作品仍然显示出强烈的米芾面貌。赵构在短暂学习黄、米之后，上追锺、王，但作品无论是从精神气息和技巧法则等方面都未能深谙其道。赵构『学书必以锺、王为法，然后出入变化』，以其帝王身份推行这种书学思想，应该是非常容易被广泛接受的。比如姜夔《续书谱》以及兴起的『兰亭学』研究等都可以看出是对这一思想的积极响应。然而落实到书家的创作实践中则十分不尽如人意。放眼南宋书坛，模仿之风愈演愈烈，充斥了早、中、晚三个阶段。即使试图摆脱北宋书风笼罩的书家，其对锺、王笔法的理解也都趋于表面。而吴琚一方面忠实模仿米芾，另一方面却日临锺、王以为课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试图冲破藩篱却力有不逮的那种深深的无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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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吴琚，我们还可以归纳南宋书法发展的两条主线，一是宫廷官府上层，以赵构为代表推行锺、王为法的复古思想；二是民间大众下层，由于视野有限仍以北宋书法作为最主要的取法来源。上层复古锺、王思想虽然非常有见地，但倡导者自身创作尚不能充分实现其书学思想，更不用说能切实推行到整个社会。宋四家书风因便捷易学最终成为南宋书法的主旋律。吴琚虽然深深折服于锺、王笔法的玄妙，但笔下仍是典型的米芾面貌，可以说是集这两条主线于一身。虽然作为个体并没有在书法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但其对书法专注，对北宋书法的延续，对锺、王复古思想的向往为元代书法的复兴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