词的雅俗之议，几乎贯穿词的整个发展历史。自宋至清数百年间，文人众口一辞，扬雅而抑俚，并对俚词大张挞伐。当代学者则以“人民性”为标准，扬俚抑雅，对俚词给予了过高评价。因而对雅词和俚词进行客观分析和公允评价，无疑是必要的。

词这一文学形式起源于民间里巷之曲，本来即为“俗体”。今存最早的词集《敦煌曲子词》所保存的不少早期词作，如【望江南】、【菩萨蛮】、【抛球乐】等，都是用民间俚语写成，具有生动活泼的民歌风味。白居易、刘禹锡及张志和等人的早期词，也都有这种气息，刘禹锡的【竹枝词】就与六朝乐府民歌很相似。到了五代的西蜀、南唐，除李煜、韦庄等少数词人外，词坛上出现了一种“雅”的倾向。降至北宋，尤其是婉约派形成后，“雅词”显然成了词的正宗，而承袭早期词的风气而来的“俚词”则受到一连串的非议。词的雅俗对立也就正式出现了。


宋代文人对俚词的非议主要集中在柳永身上。李清照《词论》云：“逮至本朝，礼乐文武大备。 又涵养百余年，始有柳屯田永者，变旧声作新声，出《乐章集》，大得声称于世；虽协音律，而词语尘下。”《画墁录》卷一载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
柳三变既已词忤仁庙，吏部不放改官。三变不能堪，诣政府。晏公(晏殊)曰：‘贤俊作曲子
么’?三变曰：‘只如相公亦作曲子’。公曰：‘殊虽作曲子，不曾道“彩线慵拈绊伊坐”。’柳遂退。


“彩线慵拈绊伊坐”一句出自柳永【定风波】词，写的是一个闺中少妇盼望远离家门的丈夫相依伴度过青春时光。晏殊以之为俗，因而耻与柳永为伍。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二还记载了秦少游因学柳七（永）作词而遭苏东坡嘲笑之事，亦可说明柳永的俚词在北宋是为文人雅士所不齿的。


到了南宋，柳永所披之非议有增无减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《艺苑雌黄》语云：“柳永乐章，人多称之，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，则闺门淫媟之语……彼其可以传名者，直以言多近俗，俗子易悦故也。“ 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云：“柳耆卿《乐章集》，世多爱赏谈洽，叙事闲暇，有首有尾，亦间出佳语，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。惟是浅近卑俗，自成一体，不知书者尤好之。予尝以比都下富儿，虽脱村野，而声态可憎。”徐度《扫却篇》亦云：“耆卿以野词显名于仁宗朝，……其后欧苏诸公继出，文格一变，至为歌词，体制高雅，柳氏之作，殆不复称于文人之口，然流俗好之自若也。”


综上可见，宋代文人所讥讽的“俗”可分两种。一是情调的庸俗，即所谓“闺门淫媟之语”；一为语言风格和词语的俚俗。在这些文人雅士看来，词是高雅的，不知书的俗子是不配欣赏的。正如近人冯煦《蒿庵论词》所云：“《避暑录话》谓‘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。’三变之为世诟病，亦未尝不由于此。盖与其千夫竟声，毋宁白云之寡和也。”


虽然两宋文人痛贬柳永的俚词，但却不得不承认“流俗好之自若也”这样一个事实。连名重一时的婉约派大师秦少游也自觉不自觉地“学柳七作词”，则从另一方面证明柳词当时所具有的吸引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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